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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女性主义书写是另一种英雄主义叙事

  近年来,亚洲各国涌现出了一批标志性的女性主义文本,这些女性主义的文学书写或是破除着性侵案件中的“受害者模板”,或是对“制度化的母职”提出尖锐的反叛。借助这些小说奏响的“改变之音”,我们可以去重新思考和界定性别的分类,以及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

  在女性被戕害的古老历史里,流传着一则则罪恶传奇。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连续残杀多名妓女,仅留下一件血披风的开膛手杰克,其残忍的作案手法被不断模仿,其写信挑衅警察局的行为被反复抄袭;笼罩塞西尔酒店半个世纪,阴魂不散的黑色大丽花惨案,一遍遍穿上艺术的外衣,其超乎想象的残暴,被描述成一场难解的行为艺术,创造出五百多人主动供认自己是凶手的历史记录;拥有博士学历,仪表风度翩翩,无差别奸杀三十五名少女的泰迪·邦德,被冠以高智商的美誉,仅凭庭审上一个迷人的微笑,斩获情书万卷……这些仇杀女性的屠夫,被奉为顶级流量的连环杀手,他们的故事经由猎奇和浪漫化处理,透过影视、摇滚、游戏、文化T恤,在流行文化中招摇过市。人们不去关心死者,而把猎奇心、窥探欲,甚至偶像崇拜,投射到罪犯身上。某种意义上,奸杀者篡夺了原本只属于英雄的光辉。

  极端事例无情地证明:“人对于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08年,第193-194页)。无论男女,多数人更愿将自己代入故事中光鲜的赢家,手持凶器掌握力量的施刑者;鲜有人会将自己代入曝尸街头的妓女,内脏掏空的大丽花,花季殒命的少女……谁会去孜孜探究她们的极端身心体验,追索她们虽失败了却奋勇的反抗与挣扎?我们的人类文化中,整一套关于性犯罪和性压迫的叙述策略,是不正义的。在颠倒的英雄叙事中,施刑者得以向受害者持续行使他们的暴力:将她们牢牢钉死在受害的那一刻。关于她们的生命叙事,将全部围绕强暴或死亡展开。

  不义的英雄叙事,有待被改写。这两年,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标志性的女权主义文本。它们都是愤怒的书,窒息的书,复仇的书。然而积极的愤怒,携带着改变的力量。

  “世上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起诉的案件”(伊藤诗织《黑箱》,匡匡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95页。)。性侵,从来都是人类历史上被掩护最深,发声最难的暴力罪行。受害者自遭遇性侵那一刻起,就生活在恐怖的回声中,如同不得超生的魂灵,永远被困缚在“最黑的一个夜”。往后的日子,她们需要将极夜无数遍地咀嚼,如同一则无限循环播放的恐怖录像带。日本记者伊藤诗织根据自己被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安倍晋三传记作者山口敬之性侵的遭遇写作的《黑箱》,完整记录了案发始末及接下来艰难的报案取证过程。“在日本,想要确立性犯罪的证据十分困难。日本的刑法有重视犯罪嫌疑人主观动机的倾向。当然,嫌疑人主动承认性侵的例子极其罕有,总是会宣传是双方同意之下发生的行为”。立案过程中,受害者面对警务司法系统被迫一遍遍复述强奸细节,无异于“二次强奸”。

  这场日本历史上女性首度公开具名指控的职场性侵案,历时四年,于2019年12月18日赢得胜诉,受害者总算扳回一局。四年里,诗织没有如媒体、社会期许的那样,做一个安分的受害者——整日以泪洗面,素服加身,表演苦情(这番苦刑实在毋需表演,历尽强奸对身心的核摧毁,任何对痛苦的再现都显得轻浮)。出人意料地,她频频出现在记者听证会、视频采访和演讲台上。聚光灯下的她妆容精致、衣品不俗,没有社会分配的受害者囚服,没有唯唯诺诺的失语,没有楚楚可怜的面容,没有所谓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她的生命力非但没被吞吃,反而被激怒而喷发,一手烂牌打出王炸。幸存者,不再是只配获得他人怜悯的可怜鬼,不再是被压在身下反复凌辱的被动方;相反,他们可以勇敢地站到舞台中央获取主动性,自觉颠覆社会对施虐者和受害者的情感逻辑,破除“受害者模版”。

  这番抗争需要持续地付出代价。诗织的高调复仇,旋即遭遇了四面夹击的诽谤、中伤、威胁,以至她不得不远走海外。“出风头、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图” 。这些都是对受害者最古老的诽谤,是毫无创造力的邪恶臆测,是人性里赤裸裸的趋利主义。

  “非要死的话,可以带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跟那些非改变不可的问题挨个死磕,把想做的事一一做完,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花光用尽,届时再死也不迟。”(《黑》:172-173)时至今日,我们不能再用“受害者”三字概括诗织,她已然成为日本性别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日本社会公平公益的重要力量。她所揭发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的“黑箱”,打破了一直以来日本被奉为强奸率最低的安全国度的幻觉,戳穿了色情产业有助于释放剩余荷尔蒙,降低强奸率,缔造稳定社会环境的商业谎言。根据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2013年公布的数据,瑞典这样女权相对发达的国家,高居强奸率榜首,而日本排在第八十七位,貌似是最安全的社会之一。就连强奸已成为社会公害的印度,也因报案率极低,而拥有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排名。

  事实上,各国的报案率,几乎与女权程度呈正相关。诗织发现瑞典具备让受害者敢于报警的法律和社会环境,其警务系统内女性任职比例是日本的四倍。与此同时,日本缺乏像瑞典一样人性化的强奸报案系统和诸如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此类的公益机构里,“强奸发生十日之内,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由中心保管六个月。受害者可以首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及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与此同时,诗织也在各公共平台普及性教育,“整个社会,也必须纠正‘没有say no(说不)就等于同意’的旧观念,教育大家认识到,‘没有say yes(说好)’,就等于不同意”(《黑》:158)。

  不同于《黑箱》诉求的现实政治中的司法正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追索的是文学政治中的诗性正义。这部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遗作,贡献了一则完美的心理标本,它完整拥抱了奸污创伤中受害者的全部心绪、情感、思索和创造力,是近年来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女权主义启蒙之书。小说中,从十三岁起被老师的女主人公,在这番倒错、残暴、“天地难容”的爱里,发现了“一种属于语言的,最下等的迷恋”。这本相信“生气才是美德”的书,将受害者残忍精致的生存艺术,挖掘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是一场面向美学的挣扎与解放。有趣的是,无论是沉沦在精致地狱里的房思琪,还是闷杀于黑箱中的诗织,她们在还原犯罪现场,力图击穿伪善世界扭曲秩序时,都不忘顺便嘲弄了施暴者的性能力。那些奸污者,才不配当强奸神话中的体能超群的魔鬼,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专向女性下手的无能无耻之辈。强奸,这一蒙上神秘保护罩的古老罪恶由此祛魅。

  诗织和林奕含发出了她们的呐喊。然而,日本多数强奸案的受害者都会三缄其口,连警察都会劝她们封口。201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性犯罪的案件中,通过庭外和解和协商的方式撤回诉讼的比例,实际高达35.4%。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同意了庭外和解” 。诗织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不认为人们必须站出来讲述如此具有创伤性的故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不同方式”;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结尾处,林奕含同样借伊纹之口道出,“你有选择……你可以放下、跨出去、走出来,但是你也可以牢牢记着,不是你不宽容,而是世界上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

  并不是每个受害者都有打破沉默的义务,也不是非得拥有诗织和林奕含般的成就才算得上英雄,更没有谁规定必须要在被侵犯时表现英勇,以死相拼。诗织查阅斯特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数据发现,70%的强奸受害者会在受侵害过程中会陷入“解离”状态(紧张性强直静止)。对此,她用了一个更直接的翻译:假死。亦即“从残留的身体上的疼痛和感觉中抽离。有一种想把自己的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黑》:43)。林奕含同样花费众多文墨,描述了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中,灵与肉强行割离的条件反射。这种“心理休克状态”有时甚至会延续几天,以至延误报案的最佳时间。社会对完美受害者的要求,显然是严重缺乏常识和同理心的。她们在侵害发生之后,选择继续漂亮的生活,就是最大的英雄主义。

  如果说林奕含提供了文字,诗织提供了行动,她们共同创造出一种幸存美学,那么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小说,则填补了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空缺,塑造了一位幸存的母亲。

  小说描绘了一种过去从未听说,也无从得知的育儿生活,一种周遭生过孩子的同事、亲戚、朋友、连同母亲也绝不会分享的,然而却最真实的育儿困境。故事围绕一个年轻母亲溺死亲生婴儿的悬案展开。同为新手母亲的小说主人翁里沙子,被选为陪审团成员,聆听各方在法庭上的供词与争辩。然而随着她对案情和被告逐步深入了解,一件看似离奇的杀婴案,成为了一场无限贴近自身的恐怖故事。正因杀婴者看起来如此普通,跟自己的生活如此接近,才让里沙子深切地感受到整起案件多么恐怖,逼迫她正视自己的隐秘感受,不再一味的逃避思考。在母职里筋疲力尽的里沙子,心头萦绕着无法平静的胆怯、看似消极的思考漩涡、无力申诉的委屈,和时刻卷土重来的挫败和厌倦。那些犹疑的笔触所带出的,婚姻和育儿生活中难于澄清,却无处不在的微妙的“不公感”,令人毛骨悚然,像一条漫长而孤独的夜路,没有逃离之途。作者呈现了社会所规定的人母的既定范式,与女性的个体意识觉醒之间的激烈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运用了漂亮的“反笔”,表面情节是在审判有罪的母亲,审判女性,实则借助主人翁内心的诸多质疑,控诉男权,审判男权社会对“母性”的绑架。

  世上没有天生的母亲。角田光代挑衅了一直以来被男权定义的“母性本能”,巧妙道出了社会对母亲的种种催眠式的绑架和要挟。小说中,里沙子和丈夫间的一次重大冲突,是因丈夫怀疑她在哺乳期间偷吃巧克力而导致奶水不足。“听说喝母乳长大的婴幼儿比较不会有气喘之类的毛病,而且母乳可以促进孩子脑部发育;母亲也会因为哺乳,降低罹患乳癌、子宫癌等机率……总之,哺乳可以让母子之间的羁绊更深”(角田光代《坡道上的家》,杨明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页),一直想换配方奶的里沙子只要想起 “母乳能促进孩子的脑部发育”这句话,就会深感恐惧。“要是孩子因为我的缘故成了笨蛋,那怎么办?要是因为我的缘故,孩子不会念书、功课很差,怎么办?要是因为我……”(《坡》,31)就在她因产不出奶水万分焦虑之时,身边没有人说其实配方奶也不差,所以一定得让孩子吸收足够的母乳才行,“因为母亲的身体就是有此构造”。这位陷入到自责中的全职妈妈,在无人安慰的状况下,因丈夫一句“你该不会偷吃巧克力吧?”气得考虑离婚。而当她决心离婚,获取独立,找份工作、争取抚养权,开启自己的新人生时,蓦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可以说全被阳一郎巧妙地夺去,我根本无处可逃。然而,其实是我选择温顺的舍弃,搞得自己毫无立足之地。”(《坡》:345)母职制度有效地离间了她真实的身体感受与精神诉求,如同理论家里奇(Adrienne Rich)所指出的,“这个制度——我们所知的人类社会的基础,只允许我以某些观念、某些期待来对待做母亲这件事”(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New York:W.W.Norton,1979,p.38-39)。

  女性解放历史上,激进女性主义针对“母性本能”有诸多反省。费尔斯通征用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性的阶级”,认为生育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她相信,妇女受压迫的核心正是她们要生育和抚养孩子,并由此推论“孩子是由这种责任关系来定义的,在心理上是由这种关系塑造的;他们变成什么样的成年人以及制约他们成长的关系,将决定他们最终要建成的社会”( 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Bantam Books,1970,p.72)。人类生育模式的改变体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避孕工具的发明推广,生育与性生活得以相分离;第二阶段,生育与母体相分离。唯有生育抚养模式的改变,会带来下一代社会关系的革新。

  与之相反,一个男权社会中成长塑造出的母亲,最终只能将自己的悲剧复制到女儿身上。而这恰恰是发生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悲催情节:母亲读完小学,就开始帮家里务农,十五岁起只身北上首尔打工供养两个哥哥读书。她一直期许女儿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及至女儿填报大学志愿,因还有年幼的儿子要抚养,母亲劝她报考学费便宜的师范。当母亲得知女儿最终顺从了她的意见,放弃了更好的前途时,禁不住趴在女儿书桌前放声大哭,“分不清到底是在心疼女儿,还是在心疼当年的自己”(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尹嘉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4页)。小说中,类似的两代人之间不断重演的悲剧还有很多。大女儿出生之时,母亲哭着向婆婆不断道歉,体贴的婆婆安慰她道:“没关系,第二胎再拼个男孩就好了”;待到金智英生出女宝宝,婆婆亦安慰她:“没有关系”。然而,“那些话听在金智英耳朵里很有关系”。两代婆婆都貌似通情达理,可这些刺耳的安慰背后,存在巨大的不公平的预设:没有生出儿子的媳妇是有罪的。唯有生儿子,才能让一个女人昂首挺胸站在公婆面前,无愧地活在人世间。作家赵南柱注意到,在韩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鉴别婴儿性别和女婴堕胎之风持续蔓延,至九十年代达到巅峰,第三胎以后的出生性别,男婴比女婴多了一倍。这也从另一面证实了全社会对于女性困境的高度共识——即便为了儿孙的幸福,也不要生出女儿让她来世上受欺。

  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憧憬技术的发展磨灭两性生物学上的界限,让生育“不再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p.12.),从而阻断悲剧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她质疑了“名为母性的宗教”,雄辩地指出,“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欲望未必是‘真正喜欢’孩子的结果,而更多地是以孩子作为‘替代’,满足自我扩张的需要。对男人来说,孩子使他的名字、财产、阶级和种族身份得以不朽;对妇女来说,孩子证明她在家里的地位是绝对必要”(罗斯玛丽·帕特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母亲在孕育和哺乳上,平均要花费掉十五年时间;随着生育与性的剥离,这个数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缩短到四年。(See Juliet Mitchell,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 1966,Nov./Dec)时至今日,生育功能始终还是社会定义女人的终极标准。母职,被描述成一件世间最伟大又无比美妙,不可亵渎的事业。金智英初婚不久就觉察到了男女在生育代价上的不对等,却依旧不能改变命运的不公。备孕期间,当丈夫劝她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失去,她也曾质问,“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当丈夫表示将来会帮着一起带孩子,她也曾怒吼:“能不能不要再说帮我了?”然而,她还是走入了被奴役的母职。就在她为了孩子付出一切,放弃了生活、工作、梦想之后,竟最终变成了别人嘴里的一只“妈虫”。

  无论是矛盾体的《坡道上的家》,还是吵架体的《82年生的金智英》,都对“制度化的母职”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反叛关于“母职”的文化建构,试图捅破这个压迫性的神话。当听到外界质疑“你的体内没有母性本能吗?”必须认识到:像许多青少年无法安顺地渡过青春期一样,不是每个母亲都能可以抵御身心动荡安然度过育儿期,并不是每个母亲都会快乐,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必须承担母职——但这决不意味做人的失败。不仅是性别需要更精密的划分,拥有“无穷差异性和普遍相似性”的女性群体内部,也同样需要更精致的分类。母亲的英雄主义,不仅体现在血汗交织的孕育与分娩,还体现在女性自身可以拥有的多重需求与多样化的承担。社会可以继续向母亲唱诵英雄赞歌,但充斥着男性特质的“英雄”的词性有待修改——它同样涵盖着女性对自身和世界的体察与反省,包含着重建我们与自然秩序间亲密博弈的勇气。

  “这一切有着远为激进的涵义,等待我们去理解。”(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New York:W.W.Norton,1979,p.31.)关于母性的革新,必定是更理想主义,更博学,更包容,也更可怕。这场激进的革命,无不通向乌托邦之途。皮尔西(Marge Piercy)在《时间边缘的女人》中构想了未来世界马塔坡伊赛特。那个世界消灭了私有财产和核心家庭,女性主动放弃了自然生育而选择社会化的人工生育。她们认识到自然生育是所有偏见和性别歧视的本源,而破除性的等级制,放弃她们专有的生育权,是隶属于这场漫长的妇女革命的一部分。在马塔坡伊赛特,每个孩子被分配三个母亲共同照料,权力关系的最初范式得以瓦解。

  对女权主义最好的批评,往往来自于女权主义内部。费尔斯通、皮尔西等的激进自由派女权主义理论,收获了来自激进文化派女权主义阵营的严肃批评。激进文化派女权主义者们批判道,女性绝不该抛弃或对抗她们的身体,生育力里蕴含了女性解放力。然而,这一批判显然延续了以生育为标准的女性价值判断,其思考还是在现有的权力逻辑内展开。对于激进自由派热衷的生育技术革新,反对者认为那反倒会巧妙迎合男性攫取生育权力的企图,最终导致对女性肉体更深的奴役。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受此启发,写作了《使女的故事》。在吉列得共和国,生殖娼妓所出借的,是比阴道更深痛的子宫。阿特伍德用另一则完全不同的乌托邦故事,激烈反驳了激进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们构想的社会化生育的乌托邦,警惕消灭私有制后,子宫从私有财产变成国有资产。

  这些乌托邦想象,连同女权主义激进的历史,似乎昭示着女性解放缺乏更现实的根本解决办法。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剥削女性的社会秩序。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价值体系,都建立在男性主体的基础上,男权社会是对现有世界立法的唯一想象。

  任何真理和逻辑中均暗藏性别无差异的预设。(露西·伊瑞葛来《此性非一》,李金梅译,台北桂冠图书,2005年,第90页)性别的差异性在立法中被抹除,被遗忘。而存在于这一体系中的性别剥削,正是整个社会价值系统赖以维持运转的基础。在这样的结构性缺陷中,即便精神科男医生同情金智英,心疼在母职中荒废的数学天才太太,希望她们可以做真正想做的事——他看起来几乎快要加入女权主义阵营,然而一转身还是会暗自决定:再招女职员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

  小说之外的情节同样精彩,几乎可以作为故事注解。据韩媒统计,《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读者中男性仅占22%,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还未上映,门户网站上就已布满了恶意评分,女主演郑裕美更是频遭网络暴力的无端攻击。倘若没有价值观牵引出的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改变,那么这样的社会还是指望不上,金智英们永远无法康复。

  阿伦特指出自古希腊时期起,父权专制之下的私人领域就充斥着暴力。谁也无法预料,性暴力的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如果是我们自己或亲爱的人呢?即便幸免于诗织、林奕含所遭受的性暴力,远离了伊纹所承受的家庭暴力,谁又能逃过金智英、里沙子每天忍受的隐形暴力呢?所有的恶意都并非有意,所有的伤害都理所当然,隐形暴力里没有手挥鞭子的施暴者,而那慈眉善目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看不见的鞭子,却在无知无觉里蚕食男权结构中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

  这些隐形鞭子甚至嵌入在字词属性、语法句式当中。诗织事后懊悔自己对施暴者竟一直使用敬语。强奸发生之时,自己说不出一句粗鲁的指责,只能用英语骂了句“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强奸发生之后,面对山口打来的电话,自己居然礼貌回应:“失礼了,再会。”她进而反思日语中的男权基因,“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或许日语里原本不存在这样的语句。”岂止是日语有问题。

  在韩国,#MeToo运动里的女权斗士们率先对赖以活命的语言和符号系统持不同政见;在非洲,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大力鞭挞:“有关婚姻的用语通常都是一种占有式的语言,而不是一种伙伴式的语言。”(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女性的权利》,张芸、文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4页)她们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前辈,一早注意到法国工人阶级文化中内置的性别歧视,当“法国中产阶级改革派用女性化的语言来描述工人阶级(服从、软弱、妓女般地受到性剥削)时,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立即用男性化描述予以回击(创造者、强壮、妻小的保护者)”(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王楠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波德里亚道破其中的玄机,“从劳动话语到性别话语,从生产话语到冲动话语……性别被生产出来,正如人们生产一份文件那样”(波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语言的疆界,一直是性别的出产地。应战日常中的撒旦,是每一个女权主义者都可以作出的英雄事迹。发明语言,发明真理,走出陈旧的沟通模式,将男权的阴影从肌肤、感知、语言、生命中褪去。女性需要重新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公共政治、道德价值、伦理秩序中重新建构女性想象。她们不止是妻,不止是女,不止是母,她们还是自在的主体;不仅提供独特的认知方式,还可以面对世界发出全面质疑的声音。

  当巴特勒挑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愤懑地指出禁忌和父权制是精神分析默认的前提。女性书写者们正在挥洒“女性力比多”(那与身体感知亲密相联的深不可测的女性能量),去创造她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场与自我秘密的相逢,书写不只是写作者的外部工具,更是筑入身心的人格发育。她们通过书写,参与到自身命运的设计之中。她们的自白、自省、自戕、自欺,浸渍出独特的语调和魔力,那份微妙不可言传,是语言世界里的女娲补天,是缺位已久的性别语言正被创造中的冲动。文字和肉身一道,碰撞拨弄自身命运的轨迹和时代精神的迁徙。“曾游历过大约六十个国家,报道过哥伦比亚的游击战,探访过秘鲁种植可卡叶的热带丛林”的伊藤诗织,在遭遇性侵之前从未遇到过所谓的“危险”。书写的复仇中,她惊恐之余,发自肺腑感到震惊:“自己竟在这样冷酷的社会里,对一切懵然无知的生活至今”。

  她告诉我们:真正的危险,潜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里;“这个社会看似改变很多,可是仔细窥探内部细则和约定俗成,便会发现其实还是固守着旧习”,和作者赵南柱一样,无数个活着的金智英绝望的发现,“这个社会根本没有改变。”她告诉我们:真正的不平等,埋伏在幸福的陷阱里;“毫无防备的接收连丈夫、婆婆和亲生母亲都没有察觉的小小恶意,拼命想达到他们的期望”的里沙子,反复问自己“两个人的关系对等吗?”问题来自于那巨大的背景板,挥之不去的隐约恶意,都是背景板的回音。她告诉我们:真正的掠夺,沉潜在女人的社会角色里。她们注定要跟当下较劲,跟未来博弈。这一份永恒的争论中,也包含了一番自我批评。

  性别观念的演进,注定是一场充满辩证的,自我校正的,漫长的觉醒。它蕴含了对人类现有运行规则的永恒的讽刺。如何想象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 一切需要被重新界定。全面革新对“人”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身体、语言、世界等的关系;重新建构性别分类,伦理秩序,道德法律的文化内涵,创造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和价值系统,在平等中尊重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平等。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二期,作者是戴潍娜,经授权刊发,部分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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